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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實驗,刷新你的心理認知
Post2019.12.01 Read312

  我們都有成為惡魔的潛在可能

  在心理學史上最著名的具有爭議性的實驗,是1971年斯坦福大學的監獄實驗。它從微觀上展現出社會環境會怎樣影響人的行為。由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領導的研究者們,在斯坦福的心理大樓的地下室設立了一個模擬監獄,并且挑選了24名大學生(沒有犯罪記錄以及被視為心理健康)去扮演囚犯和監獄的警衛。然后研究人員通過使用隱蔽攝像頭觀察囚犯(必須每天24小時留在監獄里)還有獄警(每8小時輪班)。

  實驗原本打算持續兩周,但因為獄警的虐待行為,實驗在實驗的第六天就被迫中止——有時候他們甚至讓囚犯遭受心理折磨——從囚犯展現出極度的情緒緊張和焦慮可以看出。

  “獄警對囚犯的攻擊升級,讓他們脫得赤裸裸的,把袋子套在他們頭上,最后強迫他們做一些讓人羞辱的關于性的行為,”Zimbardo這樣對《美國科學家》說?!?天之后我不得不結束實驗因為這個實驗實在是失控了——除了擔心警衛會怎么對待囚犯之外,我晚上都睡不著覺?!?

  我們沒有注意到在我們的前方正在發生什么

  試想一下,你知道你周圍將會發生什么事嗎?你可能沒有像你認為的那樣保持清醒。在1998年,哈佛大學和肯特州立大學針對大學里的路人展開關于人們對即時環境的警覺程度。在實驗中,一個演員向路人迎面走來,然后向他問路。當路人向演員指示方向的時候,有兩個人拿著一扇大木門從演員和路人之間經過,在幾秒內完全阻擋了他們的視線。在那段時間內,本來的演員會替換成另一個演員,不僅他們的身高、體格不同,連衣著、發型還有聲線都不一樣。超過一半的被試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替換改變。

  這個實驗是最先闡明“變化視盲”的現象的實驗之一,它僅僅向我們展示了對于現有提供的視覺場景,我們是非常選擇性地接受——那似乎顯示出我們比想象中還要依賴我們的記憶和模式識別。

  延遲滿足很困難——但如果延遲滿足,我們會更成功

  斯坦福在19世紀60年代末有一個很著名的實驗,是測試學前兒童的抗拒即時滿足的的誘惑的能力。這個實驗引申出很多關于意志力和自制力的一些很有力的觀點。在這個實驗中,4歲的孩子們進入到一個房間里,他們面前放著碟子,上面有一塊棉花糖。研究人員告訴他們,要不就把棉花糖吃掉,要不就等15分鐘后研究人員回來,他們會獲得兩塊棉花糖。

  雖然大部分的孩子都說他們會等,但是他們很多都難以抗拒面前的吸引然后屈服了——在研究人員回來之前就把棉花糖吃了,這里有《時代》的跟蹤報道。成功延遲整整15分鐘的孩子一般采取了回避策略,例如別過頭去或者蓋著自己的眼睛。孩子們的行為意義很深遠:能夠延遲滿足的孩子,在青年時期很少會過于肥胖、有毒癮或其他行為問題,他們將來的生活也會更成功。

  我們可能有非常矛盾的道德沖動體驗

  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 Stanley Milgram 在1961年進行了一個相當令人驚恐的著名實驗,是關于人們當被要求傷害他人的時候,內心關于個人道德和服從權威的義務的想法,開展激烈的斗爭。

  Milgram希望通過進行這個實驗,可以在二戰這個災難后深刻理解納粹戰犯可能保有的永不可饒恕的行為。為了達到研究目的,他共同測試一對被試,一個擔當“老師”,另一個擔當“學生”。如果學生答錯問題,老師被要求對學生進行電擊(學生大概是坐在對面的房間,但實際上他不會受電擊)。取而代之,Milgram會播放一些喊叫聲,聽起來就像是那個學生處于痛苦之中。假若那個“老師”在研究的壓迫中表達出希望停止電擊的意愿,實驗人員會促使他繼續下去。在第一次的實驗中,百分之65的被試執行了最痛苦的、最后的450伏電擊(標記為“XXX”),及時許多被試明顯處于有壓力的狀態,對于繼續進行電擊也感到不自在。

  盡管這個研究被普遍認定為對權威盲目服從的警告,《科學美國人》最近再次提起這個研究,并主張這個實驗結果更傾向于暗示深刻的道德矛盾。

  “人類的道德自然包括移情的傾向,仁慈、友善地對待我們的同胞親屬和群組成員,再加上一種排外的傾向,殘暴、惡毒地對待其他部落的人,”記者 Michael Shermer如此寫道,“電擊實驗所反映的并不是人們的盲目服從,更多的是植根于人們心中的矛盾的道德傾向?!?

  近日,一些評論者也對Milgram的研究方法提出質疑,其中一位評論家就特別提到,在耶魯大學進行的實驗記錄表明百分之60的被試實際上違抗執行最高電壓的命令。

  我們很容易會因權力而貪污腐敗

  事實上,那些有權力的人有時候會對他人呈現出權力感和無禮感,這背后也蘊含著心理學原理。2003年,一個發表在《心理學評論》雜志上的研究里,學生三人一組并且共同寫作一篇短論文。兩個學生被指示去寫論文,而第三個是負責評估這篇論文,然后決定那兩個學生分別會獲得多少錢。在合作的中段,研究人員拿來了一碟餅干,一共五個。雖然通常最后的那一塊都沒人吃,但是“老大”幾乎總是把第四塊餅干吃掉——還要吃得拖泥帶水,嘴巴大張。

  “當研究人員在科學實驗中向被試給予力量,他們更有可能用可能不恰當的方式,和他人有身體上的接觸,或者用更直接的方式和別人調情,做出有風險的抉擇和賭博,在談判中首先提出報價,說出心中所想,還有像甜怪餅[1]那樣吃餅干,在下巴和胸前都是餅干的碎屑,”心理學家Dacher Keltner,研究的領導人之一,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更大善意科學中心的雜志上這樣寫道。

  我們在社交群體里尋找忠誠,而這樣很容易被群體間的矛盾吸引

  這個在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心理學經典實驗,在心理學基礎上有希望、有可能解釋為何社交群體和國家會卷入與其他國家的矛盾中——以及他們可以學習怎樣再次合作。

  研究的領導者Muzafer Sherif 要求每組為11個小男孩的兩個小組(他們都是11歲)去俄克拉何馬州的穴州立公園進行“夏令營”。這兩個小組的人(分別命名為“鷹”和“響尾蛇”)分別花了一個星期從分散的,變為一起游戲和建立友誼,同時對另外一組的存在一無所知。當這兩個小組整合在一起,男孩們開始互相以名字稱呼對方,而當他們開始在各種游戲中相互較量,更多矛盾隨之出現,最終這兩個組都拒絕和對方一起吃飯。在研究的下一個階段,Sherif 設計了一個實驗,通過讓他們一起享受悠閑的活動(結果不成功)然后讓他們一起解決難題,去嘗試讓他們和解。最后他們開始緩和了沖突。

  我們只需要一樣東西讓我們快樂

  持續了75年的哈佛授權研究——是歷史上進行過的最具廣度和深度的實驗之一——伴隨著268位來自1938~1940屆的哈佛男大學生(現在他們正好邁入他們的90歲)大約75年,定期收集他們生活的各種層面的數據。普適的結論:愛真的就是一切,至少當我們要決定長時的幸福和生活的滿足感的時候,它是如此。

  研究的長期負責人,精神病學家George Vaillant,和赫芬頓郵報說到有兩種幸福:“一種是愛。另外一種是尋找一個適合生活的方法,不會把愛拒之門外?!本俑隼?,一個被試開始研究的時候,他在未來所有方面的穩定性都是最低分的,然后他之前也嘗試過自殺。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他是最幸福的人之一。為什么?就像Vaillant所解釋的那樣,“他用他的一生去尋找愛?!?

  擁有強烈的自尊心和社會地位的時候,我們會有更好發展

  獲得名聲和成功不僅僅是提高自我——這也可以是長壽的關鍵,這是根據著名的奧斯卡得獎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多倫多新寧醫院、婦女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的研究人員發現奧斯卡獲獎演員和導演,比那些被提名卻沒被選上的人更趨于長壽,獲獎的男女演員比落選的同行要多活近4年。

  “我們不是說你獲得奧斯卡獎就可以長壽,”Donald Redelmeier,研究的領導作者,對ABC新聞這樣說,“不然人們就該去上表演課程。我們主要的結論僅僅是社會因素是很重要的……它表明個體內部自尊對于健康,以及保健都是很重要的方面?!?

  我們一直嘗試為我們的經歷辯護,讓這些經歷對我們有意義

  大家可能都對認知失調很熟悉——一個主張人類有避免心理矛盾、不和諧現象或者互斥理念的理論。在一個被廣泛引用的1959年進行的實驗,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要求被試去完成一系列很枯燥無聊的實驗任務,就像是在木門把手上轉動釘子,持續一個鐘頭。他們最后獲得1美元或20美元,然后他們要去告訴那些“等待中的被試”任務很有趣。那些只收獲1美元的被試會說謊地把實驗評價得很有趣,比那些收獲20美元的被試評價更高。他們的結論?那些獲得更多的被試,感到自己有正當理由去用1個小時執行這個死板的任務,但是那些只獲得1美金的被試,感到自己需要為自己浪費了的時間辯護(還有減少自己的信念和行為之間的失調水平),就說這個活動很有趣?;歡災?,我們經常讓自己撒謊去讓這個世界看起來更符合邏輯、更和諧。

  我們十分認同刻板印象

  在社交群組的基礎上,對不同種群的人抱有刻板印象,進行種族劃分或等級分類是我們幾乎都會做的事,即使我們盡力不這樣做——刻板印象可以使我們對整個群體得出不平等和有潛在危害的結論。紐約大學NYU心理學家John Bargh的對于“社會行為的自動化”揭示,我們經常依據無意識的刻板印象判斷一個人——而我們禁不住這樣想,但行為還是可以改變的。我們也傾向于接受在社交群體里我們是其中一人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一些太過火的分類方式,” Bargh對今日心理學這樣說,“當我們采用刻板印象,我們會以我們面前的人的性別、年齡、膚色分類,我們的意識會根據這些信息反應過來,認為他們不友善,愚蠢,動作緩慢,弱小。這些品質不是單看外表就能斷定的,這樣并不反映出真實情況?!?